从内地直省和督提体制的影响来看，据藏文史料《章嘉国师乳必多吉传》记载，朱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后，乾隆帝震怒之下试图彻底推行总督提督驻防和直省管理体制，但被章嘉国师乳必多吉劝阻。

乾隆帝在平定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后，鉴于监督藏政的驻藏大臣权力有限，曾一度想要彻底推行内地直省的督提驻防和道府县管理体制。但在章嘉国师的劝谏下，又重新恢复到以宗教僧主为首的甘丹颇章政权掌控全藏的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作者图官·却吉尼玛对推行汉制无疑带有极大的怀疑与仇视心态，并将汉官掌权、军队经营视为阻碍与破坏民众信仰、佛事活动以及西藏宗教发展的极大阻力。该观点虽然有夸大皇恩与政教合一体制历史作用的成分，从反面来看，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的改造性难度是极大的。

再者，西藏虽有清朝遣派的常驻钦差以及少量军队，由于没有在西藏推行统一的赋税制度，西藏无须向清廷交税并且在寺庙之内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就引发了沙玛尔巴等僧人的觊觎以及谋求自主料理西藏事务的野心。此后清朝引入的官僚等级制则适应并改造了原有的僧俗贵族体制。如美国学者皮德罗?卡拉斯科认为1792年廓尔喀战役后，引入清朝具有官僚贵族特点的品官等级制对西藏近代组织具有重要影响。

短期官职、官品和晋升制度、官员的集体负责制都是中国人改良的结果。但清廷对于西藏贵族尤其是宗教僧主和班禅额尔德尼家族的封赏赐爵并不是无限拔高，亦有一定压制在其中。王和一等公爵（镇国公）的头衔被禁止再行颁发，通行的最高头衔实际上是二等公爵（辅国公），其次是台吉（分为四等）。

清九品制中只有三品到七品被正常使用。宗教僧主和班禅额尔德尼则居于官品之外和之上。只有噶伦和获得公、台吉和扎萨克头衔者可被授予三品，多数高官属于四品。这实际上仍是为了平衡驻藏大臣品衔对藏地僧俗官员的压制与平衡而考量。

再者，尽管藏文史料中一再拔高皇帝所赐予的宗教僧主掌控西藏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将顺治帝对五世宗教僧主的册封宣传成为施主—福田的贡施关系之始。但明显其宗教宣扬意味要远大于国家事务色彩。

实际上在乾隆帝对八世宗教僧主的谕令中，宗教僧主经常作为驻藏大臣的合作对象以及单纯精研佛法者的设定形象而频频出现，至嘉庆帝时期，宗教僧主的地位已经由驻藏大臣的合作者变为驻藏大臣的管理对象，如“尔乃全黄教之大喇嘛，此后感激朕恩，一应事件，皆尊奉钦差大臣等教导办理”。虽有年龄小以及摄政干政的因素，但嘉庆帝对于宗教僧主和西藏宗教的崇尚态度已经发生明显转变。

从俸禄来看，驻藏大臣在雍正年间的设置初期，作为兼差，每月折色银两一百六十两。后改为出缺，给与原职单俸。1760年后又纳有六千两的养廉银，此后虽又减少，再加之十三条章程制定后收归叛产用作公事支出，总数仍不小。《光绪朝大清会典》规定“驻札西藏大臣，两千六十两，遇闰加增五百两。

驻札西宁大臣，养廉并办公银两千两。”同时期驻防将军养廉银为盛京两千两，其他地方将军一千五百两。各地都统从五百到一千不等。各省绿营提督岁支养廉银为两千两，总兵为一千五百两。比较可知，驻藏大臣养廉银可谓高养廉，并且是在参酌汉军都统、副都统的基础上定制。从商上管理体制来看，《（嘉庆）卫藏通志》卷九镇抚中记有对于宗教僧主、噶布伦等滥行补放商卓特巴、第巴以及代本之弊，乾隆帝曾授意驻藏大臣不可管束太严，并举以内务府之经管阿哥等家务大臣为例。

经管阿哥家务大臣，一般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担任，如乾隆五十二年管理阿哥事务的德保、金简、伊龄阿，都是总管内务府大臣，但康熙时期也有以内大臣管理的。在衙门成员的构成上，驻藏大臣和琳和福康安等在廓尔喀战役后上奏，提议应在驻藏大臣衙门译字房内添设廓尔喀番字通事和廓尔喀译字两员，廓尔喀贡使应由驻藏大臣以及四川总督接替护送，番兵番目等级和出众者擢用应如内地绿营兵制，除代本外的番目照川省马兵月饷米折给银的提议。

又有应添设缮写清字满兵四员（由成都驻防满兵派），在前藏添设专管监造银钱事务的粮务一员（于同知、知州、知县内派来），后藏添设支放口粮的粮官一员（四川总督挑选，添设县丞等官一名）等提议。此外，廓尔喀战役后，西藏的粮务造册也由西藏和四川督抚共同负责。由此可见，驻藏大臣体制也有参酌汉地直省督抚制、地方驻防都统制以及内务府管理体制的成分在内。

和珅涉藏对驻藏大臣选任的影响

和珅与涉藏事务，和珅，字致斋，原名善保，室名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生卒年为乾隆五年（1750）—嘉庆七年（1799），原为正红旗满洲人（后抬入正黄旗，革职后又被降回正红旗），钮钴禄氏。其始祖源于英额地方（今辽宁省清原县境内）钮钴禄氏之噶哈察鸾家族，由噶哈察鸾的元孙尼雅哈纳的五世孙善保（和珅）承袭。

和珅自幼被选入咸安宫学，并掌握了满、蒙、汉、藏文，以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从三品），此后相继担任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户部、吏部尚书并兼管刑部、兵部等事务，另任有议政大臣、御前大臣以及大学士等要职。和珅虽然初入仕官职相对较低，但先祖家世显赫，多战功，而和珅却依靠侍卫、军机大臣上行走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身份，逐渐带动家族崛起。在赐爵方面和珅经历了一等男爵—三等伯—公爵—伯爵的过程。